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

　　现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得错综复杂，各不相同，蔓延全球，以致很难想见我们怎样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协调一致地去应付全球环境危机。然而，情势恰恰在迫使我们这样去做。如果我们不能诚心诚意地把保护地球作为组织社会的新原则，人类文明是否还能继续都将成为疑问。

　　情况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呢？怎样才能建立起切实有效的相互联系，把生活在截然不同环境中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呢？怎样才能把截然对立的国家群体各自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持久不衰，在若干年内将这一新原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变化—— 会影响到共同居住在这一星球上的人们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的变化？

　　我们希望拯救环境，但很难想象这种希望有现实的基础。这不仅因为我们对这项工作的迫切性缺乏广泛一致的共识，还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未曾在全球范围内一起解决过任何在困难程度上哪怕是接近这项工作的难题。即然如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开展这项共同的事业，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解决。仅仅顾及到这项工作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或仅在世界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地区努力实施一些方案，最终都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解决整个问题的决心也会被削弱。

　　现在所需要的全球行动在历史上确实没有先例，但历史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至少一个团结协作的有力典范：马歇尔计划。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杰出合作中，几个相对富有的国家和几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在共同目标的推动下，联合起来重新组建了世界一个区域的全部国家，改变了这一区域的生活方式。马歇尔计划展示了一个宏伟的规划如何转化为有效的行动，回忆一下这项计划何以如此成功会很有益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欧洲被彻底毁坏，根本无法想象能够重新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不久，1947年初春，苏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帮助德国恢复工业的计划。这使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等人确信，苏联人是想从德国以及其它所有欧洲国家的全面经济灾难中获利。美国在经过数次商讨和研究后，提出了马歇尔计划的原型，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

　　人们通常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一项有胆略的计划，帮助西欧国家重建并壮大起来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这种流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历史学家C.梅尔和S.霍夫曼强调的是这一计划的战略性。它主要着眼于欧洲无力将自己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萧条中解救出来的结构性原因，集中解决障碍性问题，如受到破坏的基础设施，被水淹没的矿井，荒唐的贸易壁垒等。正是这些问题阻碍了每个国家挖掘其经济潜力。“欧洲复兴计划”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计划，一项全面的努力，用以重新调整基本结构，而不只是一项应急计划或现在所说的“发展”计划。该计划的设计有意识地去改变所受援国的原动力，帮助它们形成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制。A.哈里曼出色地运行了这一计划。

　　历史学家们还注意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区域性目标和旨在推动欧洲统一、形成集体行动的动机。实际上，该计划一开始就努力促进一个更大的政治框架——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形成。为此，它坚持要求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在每一个行动上都要协调统一。最近建立的统一欧洲议会以及为建立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平行的政治共同体所采取的引人注目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马歇尔计划为此打下了基础。

　　但是，最初开始具体实现统一欧洲的设想时，它看起来只是一个不太可能成真的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比仅只几年前柏林墙的倒塌还小得多。它的每一具体细节都不太可能实施，正像我们今天希冀在解决环境危机的问题上采取全球统一行动似乎不大可能一样。不管可能与否，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方案，或许可称为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的规模和复杂性会远远超过原来的马歇尔计划。我们现在需要的计划应包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的、长期的和目标明确的援助，为贫穷国家的持续经济发展设计并转让它们所需要的新技术，一项全球性的控制人口规划，以及工业国家对加快向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转变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

　　尽管40年代后期的情况与今天的形势有巨大的差异，马歇尔计划在我们开始与今天面临的挑战做斗争时仍有巨大的榜样作用。例如，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必须像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一样着眼于战略性目标，将重点放在能够消除妨碍当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难题的行动和规划上。我们今天的系统排除了几乎整个非洲和很多的拉美国家，而新的全球经济却必须是一个完整系统，不能把一些地区整个撇下不管。举例说来，在一个整体系统中，富裕国家不应该不断地要求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为旧的债务偿付巨额的利息。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为此承担了不堪忍受的重负，从而引发了不可控制的革命性冲突。马歇尔计划以尽可能宽阔的眼光看待欧洲的问题，制订了战略性措施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推动了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现在，我们必须在全球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但是，战略性的思维如果不能成为人们的共识则毫无用处，而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计划也对我们具有启发性。历史学家告诫我们，如果不是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倾向于一套类似的主张和价值观的话，马歇尔计划当初就会失败。战后的欧洲选择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使这一区域的经济得以融合。与此相似，就整个世界在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原则上达成共识这一目标而言，我们已经比即便是三五年前都接近了很多。随着西方政治和经济原则在观念上取得了愈来愈明显的胜利，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也会变得愈加切实可行。我们可以说，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在近年中都做出了三项重要的决择。第一，民主体制是这一星球上的人们应该选择的政治体制；第二，经过调整的自由市场是应该选择的经济组织形式；第三，大多数的人们现已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中的一分子。全球文明这一概念在本世纪中被提出过多次，但都夭折了，直到今天才最终在全世界深入人心。即使民主和资本主义遭到官方反对的那些国家看来也在缓慢地向我们的观念方向发展，至少在现今还未当权的年轻一代的头脑中是如此。

　　当初制订马歇尔计划的另一个动机是人们深切地意识到轴心国专制制度结束后留下了危险的政治真空，若不积极推动民主与资本主义就可能会产生混乱。同样，共产主义观念失败（马歇尔计划为此起了重要作用）的余波留下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它导致两种可能：或者我们制订一个具有胆识的战略，促使全世界都出现民主体制和经过调整的自由市场，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或者目睹愈来愈多的战乱，就如我们在柬埔寨、哥伦比亚、利比亚、黎巴嫩、扎伊尔和阿塞拜疆已经见到的那样。

　　不过，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有赖于战后欧洲的一些特殊情况，而这些因素在今日世界的很多地方并不存在。例如，欧洲国家在二战之前已形成了先进的经济体制，拥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原材料和共同的现代化经验。它们也无疑都具有区域合作的能力——尽管这一点在今天看来要更清楚一点，而当时德国与英国修好的前景看起来还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涉及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各个国家差距显然巨大无比。各种各样的政治实体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还出现了“后民族国家”实体，如库尔德斯坦，巴尔干，厄立特里亚和克什米尔。事实上，很多人现在以生态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来划分自己。例如，“咸海地区”指所有遭受咸海生态灾害之苦的若干苏联共和国。“亚马逊人”指生活在世界最大热带雨林地区的若干国家居民。在那里，国境的划分常常不可识别，也没有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差异使欧洲的成功模式大为复杂化。即便如此，马歇尔计划的经验仍然可资借鉴：即在差异之中，为了促成向一个可持续社会的转化，制订计划应照顾各个地区，并为它们制订专门的战略。例如，东欧的地区特点就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区截然不同，中美洲所面临的挑战与东南亚次大陆也截然不同。

　　进步的阻力很多出于工业国家。实际上，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要求先进的经济国家必须实行根本性的转变。马歇尔计划要求的转变只限于接受该计划援助的国家。该计划的费用全部由美国支付。当然，美国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但却不是遵从外国的指令，也不是出于履行某条国际协议的义务。

　　新的计划却要求所有富裕国家拨款，把保护环境的技术转给第三世界，帮助贫穷国家稳定人口，形成可持续经济进步的新模式。为此，富裕国家自己也要转变，而这种转变在某些方面要比第三世界还要痛苦，这正是因为现有的权力模式将被打乱。因此，转变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实行这一转变——既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一旦着手，这一转变可能只有在全球协议的框架下进行。这些协议要求所有国家步调一致。为了计划的成功，这些协议必须是一项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它要规划出一个更加健康和平衡的全球文明模式，使第三世界融人整个世界之中。同样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必须心甘情愿地做出榜样。否则，第三世界国家就不大可能考虑要求它们做出的改变，即使做出这种改变能够得到相当大的援助。最后一点是，马歇尔计划在要求所有国家共同协作的同时也严格尊重各国的主权，所以，新的计划同样必须在强调世界不同地区和全球合作的同时，仔细认真地尊重各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

　　这一点值得特别强调。只要提到涉及世界范围合作的计划，就会马上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主义者的注意。这些人一直把这类用语与提倡世界政府这一类超国家政权等同视之。实际上，有些赞同全球共同努力的人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有某种超国家政权。但是，这种想法在政治上和实践上都行不通。在政治上，问题显而易见：它会引起强烈的反对，致使我们在讨论计划的基本目标时陷入僵局——特别是在美国，因为我们美国人特别强调保护个人自由。我们在某种世界政府中的代表即使拥有部分主权，也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权利。这种恐惧会将计划扼杀在襁褓之中。实践上的麻烦可以这样来表述：世界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才能强迫每个国家采取保护环境的政策呢？行政管理就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至少，政府的缺乏效率常会随着政权所在地与受其影响的个人之间地理距离的拉大而更加恶化。而且，考虑到将受这个全球政治实体管理的一些政府的混乱状态，不管这个政治实体是什么样子，它都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和综合症，会与计划的基本目标发生冲突。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正如D.帕克谈到一本她不喜欢的书时所说的，“不应被轻描淡写地撇弃，应该再用力踩它一脚。”

　　但是，如果世界政府既不可行，也非我们所愿，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共同努力拯救环境呢？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必须签订国际协定，在全球范围约束我们的行为。尽管这些协定既包括鼓励，也包括对违约行为进行有法律效力的惩罚，但签订这些协定仍要以自愿为基础。

　　世界上最大的超国家组织——联合国确实应该起作用，尽管我对它能起多大作用持怀疑态度。具体来讲，联合国为了帮助监督一个全球协定的实行，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管理理事会来解决与全球环境有关的问题，就像现今的安全理事会负责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样。随着环境危机的全貌逐步展现，这样一个论坛会越来越有用武之地，甚至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

　　同样，我们也应该每年都举行一次环境最高级首脑会议，如同现在的经济最高级首脑会议一样，但后者很少有时间讨论环境问题。筹备制订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会谈毕竟只能在最高领导级别上开始。与经济最高级首脑会谈不同的是，参加环境会谈的必须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的首脑。

　　在我们提议的任何全球协议中，最困难的问题是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关系问题。两个群体所承受的负担和义务必须仔细加以平衡。例如，如果某个协定对贫穷国家的影响更大，就应同时有一个对富裕国家影响更大的协定来加以平衡。在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早期讨论中，这种方式已自然而然地在形成。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把拯救热带雨林的谈判与减少温室效应的谈判无形中联系在一起。热带雨林大都在贫穷国家，而燃油消耗造成温室效应则在富裕国家尤难解决。如果这些谈判能够成功，其结果就会使双方各有所得。

　　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还必须认识到很多国家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协定不仅要考虑到所涉及国家富裕程度上的差异，还要考虑到它们所处的不同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差异对全球计划带给它们好处的国家来说很重要，对要为此做出赞助的国家也很重要。例如，赞助国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一致可能会是一项最困难的挑战。参加马歇尔计划的两个赞助国，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期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出色的亲密工作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两国在战后期间合作的楷模。当然，今日的美国绝不可能是全球复兴计划的唯一首要赞助国，也不能在重要问题上独自做主或只与一个最亲密的盟国一同做主。现在，经济资助必须同时出自日本和欧洲，以及富有的盛产石油国家。

　　西方同盟遇到要花大钱的时候经常表现得滞缓无功。不过，在长期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它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合作方面积累了很成功的经验，而世界可以以它为榜样，就如在执行马歇尔计划时以美英的战时合作为楷模一样。恰巧，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同盟丧失了共同的敌手，但这也使它能够解放自己的资源。这会为它创造理想的机会来为共同合作选择一个新的伟大目标。

　　在我们筹备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之前，即使超级大国——美国、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合作也仍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尽管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它一直不愿分担世界的政治领导责任，至今对这一责任视而不见。此外，欧洲将花很多年时间来解决走向统一所产生的各种棘手问题。这一挑战更由于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共体而愈为复杂。

　　结果，倡议、创造、促成和领导这项工作的责任便不相称地落到了美国身上。然而，在90年代初期，我们领导世界的冲动经常看起来与40年代后期不可同日而语。越南战争的惨痛经验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领导世界的负担沉重不堪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此外，与以前相比，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这自然使我们不愿承担巨大的负担。我们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我们不愿去考虑即使是最紧迫的工作。C.梅尔告诉我们，美国在1948年至1951年间每年为马歇尔计划支出的钱大约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2％。今天，相同的百分比每年将几乎达到1000 亿美元（我们每年的非军事性对外援助约为150亿美元）。

　　然而，马歇尔计划当年在国会受到了不分党派的热烈支持。没有多少人怀疑政府的干预非但不会损害欧洲的自由企业制度，而且还是帮助它健康运行的最有效方法。但是，我们今天的领导人看来对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心怀畏惧。实际上，他们不愿在创立有效的环境战略中担任领导的根源在于他们担心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被迫以此为榜样来领导自己的国家，积极地促进改革，从而会扰乱他们所主张的那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我们的领导看来同样不愿意像杜鲁门和马歇尔那样高瞻远瞩。在那个动荡的战后时期，马歇尔的一位同事O.布莱德雷将军说：“现在是我们靠星辰导航的时候，而不是靠每一艘过路船只的灯光。”当前的时代看来就是需要这种导航的时代，而对我们的未来负有责任的领导人有太多的人看起来被诸如一夜之间的民意测验之类等“过往船只的灯光”所吸引。

　　我们勾画治疗全球环境的计划时，实事求是的基础是要认识到公众的态度仍在变化之中。今天被视为在政治上过于大胆而不可行的提议不久就会被认为完全不适合当前的任务而遭到讥讽。然而，尽管公众对环境破坏的觉悟正在开始直线上升，并最终会全力以赴地去寻求解决这一可怕威胁的方法，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前这种觉悟只是刚刚开始深化。可惜的是，按照当前公众的最高觉悟所能采取的政治措施还不足以使这些措施发挥真正的效用。更糟的是，政治可行性的曲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看起来相差很大。在发展中国家，对生存温饱的直接威胁常常使拯救环境成为一种支付不起的奢侈。

　　因此，看来我们应该勾勒的是一个政策性框架。它可以在环境威胁变得有目共睹从而公众在全球范围内要求采取行动时提供依据。另一个基本步骤是，在公众环保意识大大增强之前，现在就制订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以便在公众的危机感增强、更严厉的手段变得可行时迅速扩大这些措施。

　　以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为楷模和灵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规划行动的路线了。拯救环境的全球性努力必须围绕几个战略目标加以组织。这些目标能够展示最重要的改革，也能让我们判断、衡量和评价实施这些改革的进度。每一个目标都应配有一套具体的政策，使全球文明能以最为迅速、高效和公正的方式贯彻实施。

　　依我看，指导和帮助我们拯救全球环境的战略目标应有五条。我先简述一下，然后再逐条讨论。

　　第一个战略目标是稳定世界人口，制订政策为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促成所谓的人口转变创造必要的条件。所谓人口转变指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动态平衡转为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静态平衡。历史和文献资料已证明了这种转变。大多数工业国家（那里的婴儿死亡率低，文化程度高）已经发生了这种转变，但发展中国家（那里的情况正相反）却几乎没有一个。

　　第二个战略目标是迅速开发有利于环保的技术，特别是在能源、交通、农业、建筑和制造业等领域。这些技术能够帮助可持续的经济进步；同时又不破坏环境。然后，这些新技术必须被迅速地转给所有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这些技术的国家应以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成员国的身份免除它们的各种购买费用。

　　第三个战略目标是全面彻底地修订经济领域中的“运行规则”，以便衡量我们的决策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必须以全球协定的方式建立一个经济核算体系，为个人和公司在市场上的日常运作及国家作出的宏观经济抉择产生的环境后果确定合适的价值。

　　第四个战略目标是经过谈判批准新一代的国际协定。这些协定要包括执行框架，具体的限制，实施的手段，合作计划，分担的任务，奖惩措施和双方的义务等，以保证全部计划的成功。这些协定特别要照顾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能力和需求上的巨大差异。

　　第五个战略目标是制订一个合作计划，对全世界的公民进行全球环境教育。首先，制订一个全面的计划来调查和监测正在发生的环境变化。这一计划应该让所有国家的人民参与，特别是学生。其次，全面分析对地区和全球环境造成威胁的变化数据。这一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人们在文明与全球环境的关系上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以上的每一个目标都彼此紧密相关，应在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总体框架之内同时实施。最后一点是，该计划应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即为建立可持续社会而创造有利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这些条件包括社会公正（包括公平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保护人权，保障营养、卫生和住房，较高的教育程度，以及政治上更大的自由、参与和透明度。当然，所有具体的政策都应为拯救全球环境这一中心原则服务，是它的组成部分。现在，让我们较为仔细地分别讨论每个目标。我将总括地说明每一目标的重要性，阐述完成目标的具体倡议。

Ⅰ．稳定世界人口

　　在医治全球环境的问题上，稳定世界人口是所有目标中最关键的一个。自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迅速膨胀，这是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最清楚的明证（参见第17页的图表）。不仅如此，飞速的变化本身就是生态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过去几百代人一直在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勉强糊口，而我们只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突然面临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为两倍或三倍的人口提供粮食、衣服和住房的问题。

　　人口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从200万年前刚刚形成的人类到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地球上的人口从未超过数百万人。10000年之后，也只有约20亿。而仅在最近的45年中，人口翻了一番多，接近55亿。在今后的45年中，人口将再增加一倍，估计将达90亿。专家们不久前还预测在下一世纪的某个时间人口将会稳定在100亿，但现在他们说，人口在停止增长之前可能会达到140亿，甚至更高。可能更加引人注意的是预测的增长有94％将发生于发展中国家，而那里的贫穷和环境恶化问题现在就已最为严重。换一种方式说，我们的世界每10年增加一个中国的人口，每年增加一个墨西哥的人口，每月增加一个纽约市的人口，每天就增加一个查塔努加市的人口。如果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加，它对下一个世纪环境的影响将不可想象。在我们探讨限制人口的方法时，一定要认识到现今庞大的人口本身具有的不断增长势头，特别是大量刚达到或不久就会达到育龄期的妇女。即使整个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突然大幅度下降，这一动势仍将使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几十年。记住下面一点也很重要：在我们人类对环境和对自身的影响上，人口最终稳定在100或 110亿还是140或150亿有非常深刻的差别。

　　即使不谈数字，这么多人口如何生活，使用什么技术，也都直接关系到他们对环境的影响。在工业国家非常普遍的高消费方式下出生的一个孩子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平均要比出生在第三世界的一个孩子大好几倍。正因如此，第三世界的一些领导人对全球环境所受的威胁主要来自他们国家的人口增长的说法很感愤慨。

　　但是，绝对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让我们看一看在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所设想的“最佳情况”下几个国家的困境。现在人口为 2700万的肯尼亚30年内人口将达5000万。埃及现有人口5500 万，正以每4年增加一个以色列国家人口的速度发展，30年内将达到至少1亿人。尼日利亚已有1亿人，在30年内将增长到3亿人。这三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已经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因而，想象两倍或三倍的人口所产生的影响确实吓人，更不用说增加的千万人口将要过多么悲惨的生活。飞速的人口增长，它对传统生活方式和周围环境的破坏，使很多国家疲惫不堪，造成了新的流行病——霍乱，黑热病，直至爱滋病。此外，在诸如萨赫勒等一些人口增长迅速的地区，大范围的饥荒已非偶然而成为定期出现的灾荒了。在很多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中，与人口增长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使社会秩序面临崩溃，从而可能引发战争，为的是争夺增长的人口必须共同分享的有限自然资源。以水资源为例。14个靠尼罗河为生的国家都在经历着人口爆炸，而尼罗河里流淌的水并不比圣经时期多。同样，仰仗约旦河的所有国家人口都在迅速增长，而这条溪流引起的冲突已开始使该地区长期存在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磨擦明显加剧。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地区面临同样的困境：好几个国家必须共同分享有限的供水，而这些国家的人口都在飞速增长。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思考这个问题。假设一个人发明了一项神奇的技术，能使我们人均排放的温室气体减少一半。想一想这能使我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忧顿消多少（其实，更难想象的是我们必须减少的排放量要比这一比率还大）。但是，随着世界人口在不到半世纪之内增加一倍，即使惊人的技术进步能够降低的排放量也会被全部抵消，而温室气体不久仍会像今天一样迅速积累。

　　让我们再想一想为养活55亿人而造成的土壤侵蚀问题，试想一下在短短的40年中要把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会对土地造成多大的侵蚀。还有，为取暖和做饭用的地下水和森林又会怎样呢？在很多地区，现在妇女们不得不走出几英里以外去找木柴和淡水。她们目力所及的地方既无树木，也无灌木丛，地下水位也在下降。人口增长一倍——有些国家是两倍——以后，一定会对生态和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实际上，很多地区已经遭受了这种灾难。

　　但是，如果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人口专家现在很清楚什么因素能够大幅度降低出生率。当然，这需要时间和金钱，但与急需的其它因素 ——政治上的决心、想象力、领导、真正的全球观念——相比，时间和金钱算不上什么。没有什么问题能更好地表明人类对全球环境影响的巨大变化，同样，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更好地表明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解决方案并以战略眼光制订这一方案。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中有几个重大的例外）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率也非常快。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所有国家现在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人口也相对稳定。不过，这些国家也曾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实际上，这些国家大多只是到了30年代才开始出现人口转变，有些甚至更晚一些。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在60年代急剧下降，而出生率却没有。为什么？

　　在开始考察工业国家达到相对稳定的人口增长率所经历的变化时，我们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人均收入的增加上，并认为秘密在于收入的增加。这些国家的收入确实增加了，但它在使家庭变小的变化中起的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作用。

　　详细的分析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还与导致人口转变的若干基本因素有关。文化和教育程度高很重要，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她们具备了文化和社会能力后，就会自己决定要几个孩子。婴儿死亡率低使父母们相信即使孩子少，也总有孩子能够长大成人，传宗接代（有些社会还相信继承祖先的亡灵），并在父母年老时提供物质保障。几乎人人可得到的各种节育技术使父母能够决定要孩子的时间和数目。

　　这些是主要因素，但还有一个成功的最后秘密。经验证明，危机只能从整体上加以解决，即同时解决各个重要方面，并仔细考虑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必须把人口增长看作一个含有复杂因果关系的系统。因为达到稳定人口的所需的条件必须同时存在而且能够持久，有些条件要持续几十年。所以解决人口爆炸问题对我们的能力和耐心都是一个考验。这要求我们具有远见、强烈的责任心和一致的观念。如果我们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回应这一挑战，就更有可能成功。

　　我们控制人口的努力经历了很多的混乱、挫折和绝望。失败一般是由于政治家们未能为改变人口增长的动力学创造所有必需的条件。例如，我们一贯非常强调使人人都能得到节育用品。但是，如果不能同时改变一系列问题，光在一个国家供应大量的避孕套、避孕药、避孕环和实行结扎都不会使生育率有太大改变。而我们今天在人口控制上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如何普及节育手段上。虽然婴儿死亡率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它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却常常被忽视了。

　　不幸的是，很多支持第三世界经济尽快发展的人认为积极推广节育措施，大力提高国民收入最终将稳定人口增长率。但这种经济发展计划很多都是靠消耗在国际市场上能够马上出售的自然资源来增加国民收入的，从而使农村更加贫困化。例如，赤道地区国家不断鼓励人们砍伐雨林，把出售木材当作发展战略，而所得的钱大部分落到了一小批富人手里（或存到了工业国家的银行里），使人们更加穷困，剥夺了他们的自然资源而给他们的回报则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节育常常没有什么效果。事实上，随着农村贫困和人口增长这一恶性循环越来越快而无法控制，这种发展实际上提高了人口增长率。

　　旨在增加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的财力也会被大量新增人口的基本需要所消耗。不仅如此，农村更加贫困后，流向城市的人口就会更多，传统生活方式（其中一些能起控制人口的作用）也会随之遭到破坏。埃塞俄比亚就是这一恶性循环的例证。它接受了大量的发展援助，但却为领导人滥用，人均收入并未提高。那里的识字率极低，婴儿死亡率高居世界前列。当然，人口增长率也是如此——一直如此。

　　但也有一些突出的成功例证能够显示整体解决方案的成果。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就是第三世界人口转变的一个最有趣例证。那里的人均收入非常低，但人口增长率却已稳定为零。当地的领导人在国际人口基金的帮助下制订了一项适合喀拉拉邦特殊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特点的计划，集中解决几个关键性问题。首先，他们——尤其是妇女——达到了极高的识字率。其次，良好的医疗和充分的营养，大幅度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第三，他们使人人都能免费享有节育措施。这样做的结果颇引人注目：在一个典型的人口增长无法控制的国家里，喀拉拉邦的增长率更接近于瑞典，而不是邻近的孟买。

　　促成全球人口转变的战略应以喀拉拉邦和类似地区的方针为基础。具体讲，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应：

　　1．为在每一个人口转变还未开始的社会实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提高文化的计划提供资金。计划的对象主要应为妇女，但男子也应兼顾。同时，应制订一个普及教育计划，集中传授可持续农业所需的基本技术，开设防治土壤侵蚀、植树造林、保护水源的专门课程。虽然人们一直认为提高文化和教育是值得的，但这在过去却从属于经济发展这一总目标。现在，它应被放到最优先的地位。

　　2．制订有效的计划来降低婴儿死亡率，保证婴儿的成活和良好的健康。几十年前，非洲领导人尼雷尔曾说：“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就是父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成活。”大多数社会没有我们所称的“社会保险”，父母一般由成年的孩子来养老。如果父母认为他们的后代很可能年轻时就夭折，就会要很多孩子，以保证起码能有一部分长大成人。此外，在一个温饱型社会中，子女可以帮助打柴运水，收庄稼，看菜园和牲畜。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母婴健康的计划过去也一直实行着，但也是从属于总的——常常是制订得并不明确的——发展目标。

　　3．保证人人都能得到节育用品和技术，及适合不同文化的使用说明。同时，科学家们必须担负起加速研究易于使用的新避孕技术的责任。我们还应根据不同的文化，分别强调晚婚晚育和传统的母乳喂养（它可以既提高婴儿的健康，又抑制生育力）。

　　美国应该做什么

　　这三条具体的政策都是为了能够实现人口转变的战略目标。现在，到了我们采取大胆的行动来实施这三条政策的时候了。现在，也到了美国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时候了，因为没有其它国家能够或愿意这样做。但是，面临这一明确挑战的时候，美国竟难以置信地正在减少它对世界人口的承诺。主要原因在于，其中包括某些少数派别里的少数人强烈反对节育，反对用政府的钱来购买任何节育技术，而布什总统所依赖的政治联盟却包括了这些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流产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完全不反对控制生育，但为了他们的政治联盟的关系，这些人并不去反对少数几个坚持抨击控制生育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反流产运动默许了一个夸张的论断，即任何一个控制生育的计划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要同意流产。结果，国会的援外立法提案中明确加进了禁止任何政府经费用于流产的字眼后，反流产运动仍然反对这个提案。在它的要求下，美国甚至禁止参与有赞同流产者参加的任何节制生育计划。反对流产者一方面努力证明我们的经济外援可能会用于流产，实际上却以反对节育来使自己的政治家庭内部保持和平。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虽是他们那一代共和党人中具有领袖能力的政治家之一，却身为总统而发现无法鼓起勇气反对他的选举同盟中一小撮人的无理要求。布什当议员时，曾任国家人口问题的共和党工作委员会主席，引入了正确的立法。实际上，他在这一问题上是一个领袖人物。当时以及后来，他作为尼克松总统在联合国的代表，曾就美国应在世界人口控制计划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作过很多次雄辩的演说。他甚至还在1973年出版的有关人口危机的书写了一篇前言。其中描述了他为控制生育而奋斗的决心如何来自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在这一问题上曾遭受不公正和具有蛊惑性的攻击：

　　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到作为公共政策问题的控制生育问题 是通过一件使我吃惊的事。那是我父亲1950年在康涅狄格 州竞选美国参议员时发生的。在选举日的前一个星期天，D. 皮尔森“披露”说我父亲参与了父母计划生育活动。我父亲获 得了近100万选票，但仅以几百票之差落选。很多政治观察 家认为是所谓的与控制生育者的联系使他在选举中失败的。

　　当时，布什勇气十足。据他自己说，他对面临的政治危险了解得不能再清楚了，但仍自豪地宣称向这一政治危险发起挑战。但是，他的勇气现在消失了。我认为这是因为在面对政治同盟中一部分人的要求时，他处于尤为脆弱的地位。这一同盟最初是由里根总统建立的。布什继承了它并不得不以一切代价来维持它以便当政。

　　但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生育上一样是错误的。这样就把人口增长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依我看，这正是使很多美国人感觉人口危机并不急迫的原因之一。要完成人口转变这一战略目标，我们还有其它很多积极的工作要做。在这一问题上眼光狭隘的论点还起了疏远一些天然盟友的作用。例如，尽管天主教会反对避孕措施，但它极其有力有效地支持文化教育计划及大力降低婴儿死亡率。重要的是，天主教会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与分发避孕工具的其它组织相联合，共同积极地提高文化教育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此外，凡社会条件类似，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国家的避孕率和人口增长率是相同的。罗马教廷的发言人多次表示，尽管教会的正式立场不太可能改变，但它也不会去阻止其他人推广避孕，并且非常愿意在解决促成人口转变的其它问题上起积极的作用。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吗？难道不是到了撇开老的争论，寻找共同努力的新方法的时候了吗？

　　另一方面，关于流产的争论不太会马上就停止。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妇女有权自己决定何时怀孕生产。来自中国的报导说中国强迫流产，单位的干部有时监测每个妇女的月经周期——对此我深表忧虑。同时，我对一些工业国家避孕手段不普及而流产率高达天文数字的现象也很担忧。例如，俄国的妇女一生流产的次数平均超过10次。我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应支持或以任何方式鼓励这类作法。但是，进一步普及避孕措施最终将降低流产，这难道不是很明白吗？事实表明了这一点。

　　美国应该恢复对国际人口稳定计划中它所应承担费用的全部拨款，加强在全世界普及避孕措施的努力——但也不要做得过分。美国还应率先组织全球性的行动来提高识字率和降低婴儿死亡率；否则，推广节育措施的努力将会徒劳无功。

　　有些理论家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所有国家或早或晚都会发生人口转变。可以说这一进程必然会发生。但是，他们犯了两个关键性的错误。第一，他们所描绘的进程即使不受其它事件的干扰而扭转方向，也会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二，由于现今人口的庞大，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势已使很多国家濒临经济悬崖的边缘，资源过度消耗，贫穷和环境破坏的循环越来越快。毫无疑问，现在到了全球共同努力，在世界所有地区为稳定人口创造有利条件的时候了。

Ⅱ．开发和分享有利环境的适当技术

　　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制订一个重点集中、基金雄厚的计划以加速研究有利环境的适当技术。它们能帮助可持续的经济进步并替换掉现在使用的破坏生态的技术，并且必须迅速充分地转让给无力自己研制或购买这些技术的国家。

　　不过，存在着把技术当作解决环境危机的唯一方法的巨大危险。记取这一点很重要。实际上，认为新技术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观念是我们当初造成危机的错误思维方式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如果我们不能更正确地了解技术的潜力和危害，技术力量的发展只会使环境更加恶化。不管我们发明什么样的新技术，多么巧妙充分地将它们送给所有地区的人们，除非我们同时能够重新规定人与环境的关系，稳定人口，用一切手段恢复地球的生态平衡，否则实质性危机还会继续恶化。

　　虽然如此，有利于环境的适当新技术的推广仍可能是成功拯救环境的关键。当一项技术——不论它破坏环境与否——完全推广普及后，它毕竟会拥有一种持久的力量，要想去除它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公司、社会习俗、甚至整个文化都会去适应技术的需要。在此过程中，我们所投入的大量财富、精力、时间和工作使我们任何想要改变技术的想法都会变成空谈，甚至干脆不可想象。围绕技术及其相关活动而形成的经济得失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是阻止改变技术的又一屏障。

　　同样，我们也不能过于迫不及待地拥抱新技术。仔细研究它们对环境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氯氟烃就是一个例证。最初开发它是为了替代对皮肤有害的上一代化学产品。在研制前，它被确定为无毒。然而，它不和人体产生化学反应是因为其稳定的分子构造，而这一点恰使它能够持续不断地升向高空。它在大气层底部不会发生任何蜕变反应，能够顺利到达平流层，在那里被太阳的紫外线分解开而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虽然科学研究确定不了一种技术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但氯氟烃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对任何一种新工具或技术的神奇功用惊叹时，小心谨慎是很重要的。

　　氯氟烃这一故事的最新几章教给我们另一个重要的、也是令人高兴得多的经验。1987年通过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正式规定了研制能够迅速替代氯氟烃的化学合成物。它可以被视为我们应付更大规模挑战的重要前奏。蒙特利尔议定书在鼓励研究氯氟烃的替代品时，眼光超越了政府研究机构，把一些措施落实到了私人企业身上。议定书内容包括逐步减少每个国家的公司每年能够生产的氯氟烃及相关化学产品的数量，对正在生产的公司征收重税，并规定签约后的几年内基本上彻底禁止它的生产。由于对空调、冰箱和其它使用这类化学物质的电器需求不断增加，这些措施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在等待着，人们对能够迅速开发出合适替代品的竞争注入巨额投资。

　　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争论中，氯氟烃产业的发言人说，期待在很短时间内能开发出代用品是徒劳的。不过，有好消息说，我们己然找到了能够取代用于大多数产品的氯氟烃的化学物质，而且它们的研制速度比预言不能做到的人所说的快得多。不仅如此，议定书还规定要让发展中国家得到替代品，保证这项技术能迅速推广。

　　这样，尽管消除世界上的氯氟烃及相关合成物还要做很多事情，这个成功的故事正在继续下去。它应该使我们有信心解决更大的困难。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找到一种机制来有效地鼓励在全世界迅速开发新的技术以取代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一系列危害环境的技术。很清楚，我们需要所有国家一起制订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全面合作计划。

　　出于这一迫切的需要，我提议全世界共同制订一个“环境战略计划”。它将阻止和淘汰对环境不利的旧技术，同时开发和推广新一代有利环境的成熟代用技术。我们应该就“环境战略计划”进行详细的国际会谈。先在工业国家之间，然后在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会谈。这一创议计划至少应含有以下内容：

　　1．为新技术减免税赋，旧技术增加税赋。

　　2．为研制开发新技术提供基金并分阶段禁用旧技术。

　　3．政府购买最先进入市场的新技术。

　　4．随着旧技术被逐步淘汰，为必然形成的新技术市场创造丰厚利润的前景。

　　5．建立先进严格的技术评价措施，特别要关注新的代用技术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的所有正负效应。

　　6．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培训网络，造就一批环境规划和技术的骨干力量，保证发展中国家能够接受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关于这一条，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在绿色革命时期，世界各地都建立起了这种形式的农业研究中心。

　　7．在发达国家中强制实行技术出口管制，以估价出口技术对生态的影响。它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出口技术控制制度，用以仔细和极为精确地分析准备出口的技术所具有的潜在军事用途。

　　8．大力改进当前杂乱无章的立法——特别是在那些不能有效维护新技术发明者和研制者权益的国家。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保障一个庞大的技术转让计划能够实施的主要手段之一。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贸易谈判中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9．更好地保护专利和版权，改进营业许可协议、合资、专营、联营和一系列类似的法律规定。它们可以鼓励人们发挥创造才干，而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

　　我有意将这一计划起名为“环境战略计划”，这含有将它与“战略防御计划”相提并论的意味。后者是一项为共同的——也许很有争议的——军事目的而研制一系列突破性技术的计划。我一向反对部署大规模的“战略防御计划”。尽管如此，这项计划是一个很成功的计划。它把几个以前各不相关的政府计划合而为一，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并迫使我们重新仔细分析被认为已经无可审查的课题。

　　我们需要同样集中的精力和同样大规模的资金来全面应付全球环境危机。“战略防御计划”制订了内容明确的方案，包括目标搜索，复杂的计算机数据流的同步处理，超高速拦截，从空间轨道探测导弹发射。“环境战略计划”也应将目标集中在发展有利于环境的适当技术上。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不应犯把技术一词只等同于“高技术”的错误。最有利于改进环境的方式常常涉及“低技术”的使用——一种并不复杂但很聪明的方式，或者说一种被动而不是主动的方式。在发展我们迫切需要的新技术时，我在这里所提议的所有政策手段都能够而且应该被应用于多个领域，特别是农业、林业、能源的生产和消耗（例如交通和制造业）、建筑业、废物的削减和循环利用。下面我们简要论述一下应如何处理每个领域的需求。

　　农业。绿色革命使第三世界的粮食生产大幅度提高。但是， 它常常依赖对环境有破坏作用的技术：化肥和杀虫剂的大量使用， 设计不良的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过量开采，土壤短期生产力的提 高（它有时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壤侵蚀），单一农作物的生产（它减少 了原有植物品系的种类），迅速发展的全面机械化（与贫穷的农民 相比，全面机械化给富裕农民带来的好处大得多）。现在，我们对 一些现代农业方式会给环境造成的不良后果了解得比以前要多得 多，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把注意力集中在贫穷者身 上，增加低投入耕作方式的小农场的生产力，推行有益于环保的政 策和活动。新的绿色革命不光应是科学方面的，也应是财政、社会 和政治方面的革命。千百万贫穷无助的人正被迫从事破坏他们的 脆弱环境的工作。新的绿色革命在满足他们对土地的渴求上可能 会起关键性的作用。全世界都已认识到这些人的悲惨困境。这种 基本上统一的共识（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应包括土地改革之类的 内容，这一点在大多数国家中也有共识）能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展 开有力和有效的行动，在“环境战略计划”的体制内把保证贫穷无 助者得到公正的待遇与基金援助及技术转让结合在一起。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拥有很多对环境有利的农业新技术。这些技术都应在环境战略计划内得到推广：

　　* 经过改造的水利新技术使我们能同时降低水源消耗、提高产量、恢复过度盐渍化土地的肥力。

　　* 低投入农作物生产的新技术使我们能够大大降低土壤侵蚀，同时保证产量、降低成本。

　　* 植物遗传学的新成果能够使一些农作物对病虫害产生“自然”抵抗力，而不必借助大量的杀虫剂和除草剂。

　　* 新的轮作和土地多种经营方式——包括农林混合业——为在第三世界普遍使用的季节性大面积火耕的作法提供了替代方式。

　　* 水产养殖和渔业技术的新发现能取代诸如漂网捕鱼等破坏性巨大的作业方式。

　　* 更加精良的食物分配技术提供了新的方法。在很多不发达国家的食物分配中，这些技术能大幅度减少高得荒唐的流失损耗，还能节省能源。

　　林业。在全球各地，特别是贫瘠的土地上种植亿万棵树木是 一个最简明的、受欢迎的并有利于生态的明智之举。全球环境马 歇尔计划应把这一战略任务作为一个中心工作。植树在所有社会 和文化中都有共同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它也是每一个人都能 参与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但是，为确保植树计划成功，还必须完 成其它两项工作。一个在植树之前，一个在它之后。第一，树苗的 选择必须适合种植地区的生态位，并能适时适量地种植。第二，不 管用何种方式奖励植树，这种奖励都不应落实在种植上，而应落实 在保证成活率上，使树苗有充分的供水，保护其不受牧群的践踏， 直至它们茁壮得能够自己生长。

　　一个组织完善的战略环境计划无疑能够为第一项工作选择最适应地区要求的树种，并能培植千百万所需的树苗。实际上，这项工作已经在一些地区得到小规模的实施。但我们需要的是非常巨大的规模。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在1991年的一个长篇研究报告中说：

　　目前，我们缺少一个正确的全球战略来系统地判别、试 验、检测和栽培可以应用的树种。我们很不重视为工业、农林 复合业和改造退化土地开发改良树种的工作……我们必须为 长期保护森林的活动、为专业培训和树木遗传资源保护及管 理机构的稳定提供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们获得更多的独立 基金。……这己不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任务，而只能通过全 球范围的合作才能完成。

　　至于第二项工作——为树苗栽种之后的保养提供鼓励，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有益的样板。我曾访问过最成功的样板之一，即肯尼亚的绿色带运动。这个由马特哈伊领导的活动把植树与妇女节育培训计划结合在一起。妇女在这一活动中栽种了 700万株树苗，其中绝大部分都成活了下来。这是因为植树者每种一棵树都能得到一小笔奖励，但只是在树苗受到精心保养，能够开始靠自己生长以后才得到奖励。这一活动现在正在传授农业自给自足的知识，并在幼儿园中划出专门的场地来培养用于庭院和田野栽种的树种。

　　植树活动的另一个样板是以色列的绿化运动。为了改造退化的土地和相关的目的，他们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地种植了数百万棵树木以建造新的森林。这一活动在本世纪中不间断地进行着。以色列改造沙漠和退化土地的努力确实是改造环境的成功的范例之一。它扭转了持续数世纪的破坏土地的作法，恢复了土地的生产力。（不幸的是，最近农业中的一些工业化方式在以色列的一些地区已经造成水源匮乏和土壤流失。）

　　同时，犹太人国家基金的绿化运动继续在为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做出什么成果提供榜样——既包括不发达国家，也包括工业国家。例如，在美国的犹太人子女总是为纪念亲人和朋友出钱植树，代代如此。这些树木已成为了大片大片的森林。在这个活动中，犹太人子女学习到了土壤动力学和节约用水的有益知识，更潜移默化地认识到热爱土地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栽种千百万株树木，但也必须开发新的林业技术来改进我们的伐木方法。从事砍伐大面积森林的伐木公司使用净伐法——即把树木全部砍光的办法。这被认为是使公司效益最高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常常会使土地严重退化，造成远期的破坏性影响。相比之下，北欧国家已率先开始采用选留式伐木作业的技术。它能够使世界很多地区的伐木方式得到改进。

　　能源。能源无疑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不幸的是，把能源转化 为可用动力的最普遍的技术绝大多数都恰恰会排放大量污染物 质，其中包括最显而易见的二氧化碳，它在地球大气中的浓度正不 断增加。为此，战略环境计划的能源部分应强调开发不会产生大 量二氧化碳和其它污染物质的能源技术。目前，符合这一目标的 最有效的技术是能够既提高效能又节省能源的技术。例如，一些 依赖木炭的第三世界国家实验性地向人们分发廉价节能烤箱和 “炉具”，大幅度降低了农村自然资源的消耗。

　　当然，如果工业国家能够研制出效率更高的内燃机，我们就能节省更大量的能源并减少二氧化碳。在此，我们应特别关注汽车问题。

　　为了更新和改进军用飞机技术以应付已日渐减小的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为有关的狂热计划支出了数十亿美元。但是，对千百万辆汽车还在使用与几十年前第一辆福特A型汽车没有多大差别的旧技术我们却心安理得。我们现在已经清楚，这些汽车对全球环境造成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对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种威胁比我们今后可能再次遇到的任一敌国的军事威胁更加致命。虽然，从技术角度讲我们已经能够制造耗油低的汽车和卡车，但我们被告之，如果批准限期加快向制造高效率汽车的转化，就会对现在的汽车工业结构造成无法接受的破坏。汽车工业的官员说，无视同样造成污染的其它产业而把矛头指向汽车工业是不公平的。这一点我同意，但这只是进一步表明解决能源问题需要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全面的战略计划。我同意制订新的立法来限期降低汽车油耗，但仅只如此还远远不够。在环境战略计划中，应该制订一个协调的全球方案，以便在一个限期内 ——比如说25年——完全淘汰内燃机。

　　60年前，W.罗杰斯觉察到，一个大国恰是在萧条期间变成了第一个“汽车走进穷人家”的国家，其中不无讽刺意味。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严重依赖汽车做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行为是工业国家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去哪儿都要烧掉为驱动几千磅重的金属所需的汽油。客观地说，这并没有什么道理。但是，是我们不能用战略眼光看待交通问题才造成了这种荒唐的局面。

　　90年代初，两家日本公司宣布能大幅度提高每加仑汽油的行驶里程，并且是在没有什么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原来，它的秘密是在燃料开始燃烧时增加化油的空气比重。在此之前很久我们就知道以这种比例来混合汽油和空气能提高燃料的效率，只是这样做的技术难度太大：混进的空气常常过多而使发动机停转。然而，在制造上提高比例的宽容度，同时使用能控制空气和汽油流量的微处理器，使它一下成为了一项确实可行的技术。在公共政策上，诀窍在于掌握智力与钱财的混合比例。提高智力投入常常是高效益的可取的办法，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钱财投入太少而使整个研究搁浅。目前，真正的困难在于提高我们对政策的理解，以便在智力与钱财的比例中使前者保持得高一些。

　　我们应该强调使用既能吸引人效率又高的大众交通工具。首先，公路信托基金应为准备改造和扩大地铁和公共电汽车线路的社区提供更多的资金。我们应该热情鼓励改进了的大众运输工具，如日本和法国磁悬浮火车。我们还可以尽可能地利用现在所说的远程通信来取代传统的交通。这种通信方式已经在很多地方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上班，通过计算机工作站之间的通讯网络与同事们保持直接联系。随着计算机网络容量的扩大，这一趋势还会加快。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一直是建立一个全国“信息高速公路”网的主要倡议者。这一网络将把巨型计算机、工作站和数据库连成一体，成为“共同实验室”，让不同地方的人能在一起工作。

　　但是，在没有良好的电子通信和高压输电线路的国家，远程通信还不现实。而且，高压输电网现在也不再是不可缺少的理想工具了。以前，一个大型的发电站生产巨大的电力并通过高压管线传输到全国。现在，分散的发电方式正逐渐开始与旧的生产方式竞争。分散发电技术中最有希望的一种是太阳能发电。它使阳光通过光电板产生电流。每组板片用硅或类似材料制成。但是，这一技术刚刚起步，而我们需要的是——作为环境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全球合作来加速开发有成本效益的光电板。与政治和体制障碍相比，技术障碍并不特别重要。环境战略计划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有成本效益的光电生产技术研究成功，社会的需求会迅速打破政治上和体制上的障碍，并在这一过程中为能够迅速将光电技术实用化的企业家创造获取巨额利润的前景。

　　在讨论化石燃料的替代物时，几乎总要谈到核能源在未来的作用问题。事实上，一些反对采取积极行动拯救环境的人对建立新的核反应堆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不屑一顾，认为要用核能来代替煤炭和石油，主要障碍是那些环境主义者，从而对他们表示出过分的恼怒。这些人试图以此来中止人们对全球变暖的争论。

　　当然，无法肯定地预测未来能源的需求和诸如成本过高等经济原因是使人们关闭核能设施的主要原因，以免它们发生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那样的事故，使公众的担忧加剧。核废物在几十代人的时间内都不会分解。很多人日益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的贮存安全担忧，这也使他们觉得不应迅速增加核能的使用。

　　在我看来，目前使用轻水反应堆的核能生产技术似乎显然已走进了技术上的死胡同。对新途径的研究首先应集中在被动安全设计上（其安全不依赖技术人员用疲劳的眼睛去时刻监测）。这种设计能消除现有反应堆的很多危险。其次，要找到科学和政治上都可行的方法来处理——实际上是隔离——核废物。

　　不管怎样，核能在世界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例其实是相当小的，而且将来可能还会这样。所以，认为核能是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关键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方面的研究仍应积极进行，特别是在诸如聚变反应堆等技术上。它们可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更为安全，更加丰富的电力来源——虽然这种可能性还很遥远。同时，我们在近期应强调节省能源和提高效能。环境战略计划还应鼓励其它一些研究。

　　* 改换燃料。这在降低二氧化碳和其它污染物质的排放方面能够起重大作用。例如，用天然气替换煤炭和石油能够提供等量能量，但有害副作用却少得多。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勘探、运输和使用这种潜在效能更高、污染更少的能源的技术，以便能够更多更有效地用天然气作为燃料。

　　* 或许，短期最明智的一个措施是提高东欧和苏联的天然气输送管道的效率。这些管道正向大气层排放大量的天然气，使它成为造成温室效应的一种重要气体。事实上，有人计算说，从这些设计落后的管道中逸漏的天然气占全球每年向大气层排放的甲烷总量的15％。将现代管道技术转让给这些国家既能同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又能提供更多的燃料以替代污染更大的煤炭和石油。

　　* 另一项急需的技术是回收在平整土地时掘放出的甲烷，使它不再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之一，而成为煤炭和石油的另一代用燃料。

　　* 从整体上看，能取代有害技术而提供能量资源的最有价值的途径是减少生产过程中浪费掉的能量或作为副产品生产出来的能量。例如，大多数产业在制造、装配、运输或改造作为原料进入工厂及作为成品走出工厂的材料时都会产生大量的热能。

　　* 回收废热用以发电的方法——不管是用水轮机还是其它技术来发电——叫做同步热发电。很多调查表明，适当开发新的同步热电技术能使我们得到大量能源。不幸的是，很多人以各种方式阻止这一新能源的使用。例如，不愿为使用同一电网的其它用户购买同步热电生产的电能。制订法律以鼓励甚至规定企业有效地利用同步热发电，能够大大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据汽油研究学会的调查，为数不多已建成的同步热发电工程仅在美国每年就能防止多达8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此外，像绿化一样，普遍推广同步热电技术也能促进人们用新方式来思考节约能源的重要性，考虑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如何彼此相关和每一行为对整体造成的后果，认识到仔细设计人类行为的重要性。

　　* 重新思考生产过程不光能使我们节省大量能源，也能节省大量原材料。利用计算机设计的先进生产技术能大幅度降低成本和减少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

　　* 最新的先进制造流程甚至包括“电子货仓”的概念，即用数字形式贮存全部产品，在工厂的营销网发现某一特定品种、式样或尺寸的产品缺货时能迅速准确地生产出这种产品。取消实际库存带来惊人的节约。它体现了两种趋向的调和：一方面要改变我们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另一负面又不降低我们自定的生活标准。

　　* 没有引起人们太大注意但却越来越具有竞争力的电力来源是采用空气动力学设计的新一代风车生产的能源。

　　* 使用新技术来贮存和分配以现有资源生产的能源，其节约的能源可以与使用新方法生产的能源媲美。在电力生产方面尤其如此。电力生产要求昂贵的设备，以便产生能在任一瞬间所需的最大电流。比如说，所有人都在同一时刻使用空调机——尽管这种事一年可能只发生一天。有效地贮存电流的方法（如超导电磁贮藏）能够回收“非高峰期”时浪费的电力。目前使用的贮存技术效率不高也是电动汽车不能进入实用化的主要原因。

　　* 同样，电力输送中的能量损失巨大，使远距离输送效率非常低。诸如超导等新技术可以使这种现象大为改观，能够进行超远距离的电力分配，用新的方式管理高峰负荷。（最终，这方面的新技术甚至可以使B.富勒20年前富有远见的设想变成现实。他建议把东半球和西半球用水下电缆连接起来，协调管理高峰用电，因为这一半球白天的用电高峰期正是另一半球夜晚的低峰期。）

　　* 在制订环境战略计划的能源部分时，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为被新技术取代的部分旧技术工人——如煤矿工人——着想。我们的计划必须包括大规模人员再培训、经济资助和继续研究能使用旧能源但不破坏环境的技术等内容。这不光对我们继续赢得必要的政治支持很重要，而且也是一个同情心和常识问题。

　　* 新技术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大大提高人类行为与能源需求这一关系的效率。现在，用计算机技术管理机器已经能大量降低机器的能耗。推而广之，在几乎所有消耗能源的活动中，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加科学。这些常识性的做法所能提高的效率会为我们节约最大量的能源。

　　建筑技术。改进设计降低能耗的好处在每一个人家庭和办公 室的设施使用费上体现得一目了然。能源价格于1973年和1979 年飞涨时，房主们对节约能源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他们提高了 墙壁和屋顶的保温性能，安装了防雪窗，进行了一系列细小实用的 装修。一些人发现所谓的被动太阳能技术在降低取暖费用上非常 有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些场所的电力消耗从年均增长 7％降到1％。有些地方的能源消耗总量实际上还下降了。当然， 能源价格稳定并按可比价格下降了之后，能源的消耗就又提高了。

　　但是，这种现象告诉我们的事实并未改变：现有的建筑物经过改造能节省大量能源。此外，从能源消耗的角度设计新建筑会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种植树木遮掩建筑物可以降低空调的需求。半地下建筑能提高墙壁的保暖性能。对门窗设计，自然光利用，四季通风采光，墙壁厚度和建筑物设计本身进行系统的安排，所有这些都能节省大量能源。

　　重新设计建筑物内部消耗能源的设施也能取得巨大效果。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新型灯泡。使用它的人现在还不多，但它能发出和旧灯泡一样强的光，却只消耗旧灯泡几分之一的电能。正如能源专家A.文斯和H.洛文斯一直主张的那样，在所有工业国家，仅普及新型灯泡就可以节省大量能源。我们现在使用的灯泡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设计为基础的。它让电流通过钨丝发光。但金属灯丝产生的热量几乎为光的20倍。这意味着浪费掉了绝大部分的电能。尤其在夏天，空调机还要消耗更多的电来抵销照明散发的热。新型灯泡是一种改进了的莹光灯泡。它不是让电流通过金属，而是通过一种气体来发光。它在发光时以热的形式损失的能量非常小。与旧莹光灯不同的是，新灯泡用的是普通灯口，与白炽灯发出的舒适光线完全一样，亮度也相同，但寿命却长10倍。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推广新灯泡？答案对我们颇具启发。首先是我们漠不关心的态度。消费者一般都不知道有新型灯泡：销售商店很少，批发商不批发它，由此造成的低需求使制造厂家无意扩大生产来降低价格。此外，政府根本不采取任何领导措施来鼓励这一换代过程。但是，还有某种其它原因也在起作用：买一个新型灯泡的价格约为15美元，比一个普通白炽灯泡贵好几倍。一个新型灯泡在寿命期内所省的电远远超出它的价格，但大多数人以及政府对成本的计算都并不那么长远。这令人非常遗憾，因为与一个普通白炽灯相比，一个新型节能灯泡在其寿命期内能节省一吨煤炭。

　　环境战略计划应在以下两方面改进我们的建筑技术：

　　* 设计耗能低的家用电器。这样同时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据能源部的统计，美国的电冰箱、冰柜、照明、空调、暖气和热水在消耗能量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每年达8亿吨之多。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虽然能源部长主张立法并采取措施来鼓励使用耗能少的电器，但布什政府在电器制造商的要求下积极反对这样做。制造厂商称，加速向低能耗的过渡会干扰市场的力量。（上一代企业主对五天工作制，最低工资和禁止童工法也有同样的看法。）

　　* 现有的建筑行规制定了若干防火标准和结构稳定标准，考虑到破坏环境会造成的极端危险和不良建筑设计在这一破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建筑行规为什么不能规定使用有益于环境的技术 ——特别是低成本的技术呢？建筑商现在不愿意吸收应用新技术，因为消费者对购买价格比建筑物的长期成本更感兴趣。如果新的建筑行规禁止低效和浪费的设计，建筑商就不用担心竞争者以不负责任和低效能的设计来钻空子了。环境战略计划应鼓励制定新的行规，要求使用消耗少效率高的设计。有了这些规定，建筑业就可以帮助我们加快向合理应用能源的过渡。

　　废物的消减和循环利用。节约和效率并不只是技术问题。它 们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那种只顾眼前不顾 长远的浪费型行为，能够降低能耗的新技术恰恰同样也能普遍降 低它所产生的废物。但这还不够。环境战略计划还应注意改进废 物管理、回收和循环利用。我们应该采取以下行动：

　　* 在某些情况下，应重新设计整个生产线以利于循环利用。例如，一些饮料的塑料包装内含有微量的金属，因而不能再生。有些报纸的副刊使用陶土基光膜，使回收工厂不能把整份报纸塞入机器之中，每天雇人从成堆报纸中挑出这样的副刊会使整个工厂亏本。还有很多其它产品，只要在制造或销售过程中对设计缺陷稍做改变就很容易地被循环利用。

　　* 推而论之，同样的“设计缺陷”是导致所有工业国家中大部分的原生污水被排入河流之中的原因。雨水流入排水管道，“再生”到世界的河流中，最终流入大海。污水通过污水道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以防把大量污水排入河流，对环境造成污染。然而，在几乎所有比较古老的城市中，由于考虑不周，污水和雨水这两套下水管道都是相通的，结果污水处理厂一到下雨就会因为水量太大而不得不打开闸门，把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之中。

　　* 我们不光迫切需要重新设计现有技术，整个废物处理系统也要改变，特别是要用新方法来处理化学革命中所产生的、危险性极高的新废物。环境战略计划还要强调迅速开展快速准确的方法来评估以生产废物的形式出现的新化学物质所具有的潜在危害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废物处理问题特别严重，就应预先禁止工厂开工。

　　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讨论过的那样，我们总的目标应该是使新产品的每一部分都能被循环利用，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每一个副产品都能得到循环利用。

　　美国应该做什么

　　制订一个环境战略计划以研制和推广有利于环境的技术是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方面，如果美国不想起领导作用，其它国家会出面领导的。因为在研制和推广这类技术这方面起最主要领导作用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因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发展高利润新技术方面走在前面的日本已公开表示要在这方面保持领先地位。例如，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日本已经宣布了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百年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全面——但可能缓慢得令人失望——的计划，准备发展一系列技术来帮助中止全球变暖的过程和解决这一现象已经造成的问题。但是，日本的努力不只限于全球变暖问题。在与环境危机有关的几乎所有技术领域，日本都雄心勃勃冲刺在前。使很多支持美国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的美国人愤怒不己的是，几乎所有创造了这些新技术的发明都产生于美国，但却被工业界和政府所忽视。例如，美国在太阳能技术发展的每一步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后，现在成了太阳能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净进口国，其中大部分是从日本和它在亚洲其它地区的承造商那里进口的。同样，在福特汽车公司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人力发展出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技术后，这一努力寿终正寝了。现在，大多数人都预计日本汽车制造商将会第一个在市场上推出经济实用的电动汽车（尽管他们在制造单位油耗高里程的汽车这一竞争中看来处于领先地位）。日本汽车公司再一次推翻了“有利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就有利于美国”这一商业口号。

　　不过，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美国严重缺乏竞争力的例子也可能表明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它能够在经济竞争中更好地解决具有普遍性和一贯性的结构问题。对有利于环境的技术的迫切需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将自己在科研方面占优势的智力资源转化为更有效的应用研究并最终转化为能取得商业利润的产品和技术？

　　近年来，这一问题引发了关于政府在协调全国技术发展—— 有时也称产业政策——方面应起什么作用的争论。在这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反对政府协调的一方——其中就有布什政府——认为政府协调会扰乱市场，把人力、财力和物力划拨给效率低下的领域。然而，有趣的是，正是这些反对产业政策的人在关系国家利益的另一个领域中却积极支持政府发挥主动作用。那就是发展新军事技术的领域。其中包括战略防御计划和其它费用昂贵的技术项目。

　　美国在军事上差不多一贯有一个产业政策。事实上，现在所称的规模生产的第一个合同就是政府与E.惠特尼签订的生产组装式步枪的合同。在美国参加的所有战争，特别是本世纪的战争中，我们的政府都积极推行旨在促进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工业活动的政策。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协调领导也一直是有意促进一些关系到国防的非军事工业。人类登陆月球的十年计划曾是这样一个例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类似的例子。阿波罗登月计划曾使美国在一系列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加强了它的领先地位。实际上，整个现代计算机工业是作为人类登月计划的附加成果而诞生的。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一个问题是，与过去不同，当前的争论没有集中的焦点问题。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关于提高竞争力或生产力的泛泛之谈。它看起来不会有什么结果，争论的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原则上最好限制政府在指挥或干扰私人公司活动中的作用，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当我们找到一个值得全国共同努力的宝贵目标并需要统一协调的领导时，我们的争论就会具有实质性内容。它会变成既是关于手段又是关于目的的讨论，而美国人那种“任何目标都可达到”的自然本能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环境战略计划的基本宗旨是使我们在治理环境上取得巨大进步。以我看来，这一目标的紧迫性最终会迫使美国做出坚定不移的努力，正像它在阿波罗计划中做出的富有成果和灵感的努力一样。这一新计划能重新激发我们在应用研究及基础研究上超越别人的活力，提高生产力，创造新的发明和突破，把成果扩展到其它研究领域，使美国重新成为世界应用科技的领袖。

Ⅲ 新的全球生态经济学

　　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应该是系统地修订经济运行规则。我们的文明——或者说至少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大多数且越来越多的人——藉此来判断我们做出的选择是好是坏。人们经久使用的技术己变得根深蒂固，即使我们明显并痛切地感觉到它们所造成的有害后果，也很难把它们屏弃。我们现在统计成本效益的方法也是如此：一旦把它奉为金科玉律，不下大决心就几乎根本不可能改变它。

　　在全球的观念战争中，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取得了胜利，同时也赋予我们新的责任，去改变我们的经济处世观中的缺陷。我们知道这些缺陷使破坏环境的行为合法化，甚至鼓励这些行为。举例说来，正如我们在第十章中所见到的，现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完全没有统计自然资源消耗。自然界的每一种东西都只被当作无穷无尽任人自取的东西。一个发展中国家砍伐它的雨林，以出售木材增加收入，但却不用扣除自然资源的消耗值，其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中也不用反映出这一事实：下一年它可能就无法再出售雨林了，因为它已被砍光了。

　　但是，只认识到问题还不够；美国应该领导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改变这一被普遍使用的计算公式，和其它类似的统计方法。它们使决策者产生错误的印象。否则，决策者可能会对保护全球环境具有的经济价值认识得更清楚。我们没有理由不改变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

　　作为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成员，我曾在一系列的听证会上列举我们现今的经济理论中应该加以改变的所有公式，以便消除自由市场计算环境价值时的严重歪曲。但是，针对每一个令人误解的公式，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新公式来取而代之。它能够估价出市场决策所造成的生态后果。

　　虽然这项工作看起来是一项理论工作，但我确信它是我们能够希望完成的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工作之一。一个国家政府制订的每一条大政方针都会使个人相应做出数不胜数的小决策。这些选择汇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力量，使政府的大多数政策相形见绌，所以，改变个人每天的决策所依据的标准和价值观是改变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真正关键。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改变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方法的特别机制 ——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制订出任何新的方法来取代其它错误的经济公式。现今使用的统计生产力的公式就是一例。由于估价政策的改变对生产力造成的潜在影响时未计算环境成本效益，所以得出的是严重歪曲的数字。为了改正这种无视生态的作法，我们应该与相关的专业群体（如会计、统计员、审计员、公司律师、统计学家、各行业的经济师、城市规划人员、商业银行家等等）一起研究，并鼓励他们修订他们的公式。这项工作看起来只比一个烟囱一个烟囱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容易一些，但是，起初正是这些错误的公式所体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造成这些烟囱排放二氧化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些观念和思维方式。

　　我们还必须改变现在使用的贴现率。这种方法让我们系统地低估我们的决策在未来产生的后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严重破坏周围世界的能力。然而，我们仍然用和工业革命开始时基本相同的方法来计算我们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仍认为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会对未来产生影响。即使这种假设在过去是成立的，它在现在也显而易见地是自欺欺人。体现这种假设的公式必须加以改变。但是，真要改变它们仍然需要一个战略计划和系统的规划。

　　为了完成向可持续的新经济转变，我们必须对今后几代人会受到的影响做量化统计。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向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译注）学习。他们规定，部落首领们的一项议程是讨论所做的决定会对今后七代人——大致为150年——产生什么影响。当然，有时确实很难预测未来，但即使在能够做到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固执地拒绝哪怕是想一想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并且不光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改变。经济决策的每一层次都要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一因素。

　　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来加快制订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规则。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步骤是取消国家和国际上在鼓励和资助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上的预算支出。例如，世界银行应停止对在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建造公路提供资助。这些公路迄今为止主要用于把链锯和喷枪直接运进森林深处。应该在有了切实措施能防止这种情况之后再恢复资助。

　　政府的这类不合理拨款应该是最容易纠正的错误。随着我们对生态认识的不断提高。我们最终也会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做到这一点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非常困难。在发达国家中，特别是欧共体、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对农业的补贴鼓励了人们不断地开垦荒地，导致土壤受到严重侵蚀，变得不宜持续耕种，打乱了市场的供求关系。

　　与此类似的是，如果不是用广大纳税人的钱资助的公路通到了生长着参天古树的山区深处，大片的原始森林就不会被砍光。人为地提高甘蔗的价格使纳税人和消费者资助了对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地的不断破坏行为。如果不是这样，甘蔗这种作物根本不会在那片地区生长。事实上，我在此前一直支持食糖价格补助，一直对此投赞成票而没有意识到全部后果。

　　或许，简单描述一下我的投票动机会有教育作用，因为在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积极努力地帮助他人改变的思维和行事习惯同样也存在于自己身上。我有好几个同事多年来一直劝我不再支持食糖补贴。但由于我认为其它一些考虑更重要，所以从未严肃地考虑过他们的劝告。作为国会中南方“农场集团” 的一员，我遵循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支持其它农业州的农业计划 ——特别是对我的州很重要的计划——以换取他们对我这一州重要计划的支持。这一互利原则本身当然并不坏，它是有助于国家维系成整体的一种方法。但是，当它成为优先于一切的考虑时，就会随意遮蔽我们的视线，使我们不能客观地考虑事情。在食糖问题上，我发现做到客观尤为困难，因为我州的一个公司——生产玉米糖浆并依据食糖价格定价——的雇主和雇员对我进行游说。从理论上讲，如果取消补贴让食糖价格下降，人们就会失去工作。不光是正在加速破坏大沼泽地的种植园工人，田纳西州生产玉米糖浆的工厂工人也会失业。这就是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既成事实。改变这一事实很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在写这本书时，我自己就决定不再支持食糖补贴。除此之外，我想把责任转给补贴的支持者，让他们去证明生态问题不应被理解为扰乱市场的结果。更加困难的是铲除我们社会的更为根深蒂固的破坏性行为模式，如不断大手大脚地烧掉化石燃料。

　　随着我们对生态危机认识的普遍增强，保证让人人都能在市场上获得有关我们的决策对环境产生的后果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鼓励市场力量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运作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关注这一问题的公民在购买商品或决定其它经济问题时能够有更好的办法照顾环境问题。但是，消费者必须能够确认所得信息的真实性。不幸的是，有些公司试图用无根据的环境担保来误导消费者。为此，一些环境主义者，如地球日创始人之一的D.海斯，正在努力推行一种易于识别的“绿色标签”，使人们能够鉴别符合严格生态标准、包括循环利用标准的商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出力。它可以进行监督，保证诸如汽车百公里耗油量和电器能耗指标等尽可能准确。此外，我认为政府应为绿色标签确立法律标准。完全由私人组织来完成这项工作有很多好处，但没有法律的力量几乎注定会失败。

　　向公众披露谁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的详细情况也是使市场力量服务于而不是破坏环境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途径。例如，一些使用漂网捕鱼的大公司由于声誉受到严重损害而停止了这种做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近期的一次有关海盗式漂网捕鱼船队的听证会上，我听到的证词说，有些这样的船队其实秘密地属于据称已停止这种行为的几家大公司。有一个案例表明，一艘漂网渔船把鱼卸在三菱公司所属子公司的工厂。如果这一信息公之于众，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种事情，母公司的产品就会在市场上遇到麻烦。

　　公众的关注能使最大的公司采取行动。一些公司已经发现，它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也提高了生产和赢利。例如，3M公司实行了“污染预防支付”的计划。由于不断注意消除能够发现的所有污染源，公司的利润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些最好的公司认识到，随着他们改变工业影响环境的思维方式，他们对工业造成其它影响的思维方式也有所改变。例如，消除产品缺陷的严格品质控制系统要求仔细考虑生产过程的每一细节和各方面的相互影响，而这正是判断消除污染的最佳方案所需的。这也使一些公司开始感到强调环境责任是一种良好经商方式。有些公司，如杜邦公司，甚至开始把环境管理表现当作管理补贴和奖金的一部分。

　　一些未能有所改变的公司正开始从证券公司受到股东的挑战。事实上，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计划——保护环境经济联盟 ——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把投资者和公司董事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上市公司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表现上。越来越多的退休基金会、大学和教会根据瓦尔德兹原则决定它们的投资。该原则规定要评价公司在保护环境方面表现的标准。

　　为了反对企业的错误目标，支持它们的正确决策，我们还应通过新一代的环保反托拉斯法，以坚持仔细审查诸如纵向合并之类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依据现在的反托拉斯法，铁路不能拥有卡车公司，因为这样做会遏制两种交通形式之间的有益竞争。但是，大的纸张消费企业能够购买森林土地，而大片未开发的原始森林使纸张循环利用的压力不复存在。同样，生产杀虫剂和化肥的公司能够购买种子公司，筛选和培育能够最大限度抗化学物质的种子品类，淘汰自然抗虫害能力较强的品种。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做呢？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我们不应该自动禁止产权合并，但应该作出规定，来研究合并对环境造成的潜在破坏作用，并在必要时有权防止这种合并。

　　在国际贸易法和协定中加进环境标准也越来越显重要。根据贸易法规，政府对某一产业的补贴有时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同样，执行控制污染措施不力也应被划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特别是在美国努力把自由市场原则推行到整个拉丁美洲地区，鼓励更自由和更公正贸易的时候，与每个国家签订贸易自由化协定时必须包括环保标准。虽然把保护环境与贸易协定混为一体并不能使之持久，但任何贸易谈判中的其它考虑同样不能持久。此外，即使现在也已经有了宝贵的先例。德国积极努力在欧共体内强制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和关贸总协定设立机构考察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例子。

　　回到国际经济发展这一难题。我得出了我很不愿意看见的结论：为“发展”第三世界而建立的几个国际金融机构由于无视大规模项目对环境产生的后果而使其贡献利少弊多。虽然它们在把环境义务写入贷款标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它们对自己所负的责任完成得远远不够。所以，我和参议院的几位同事开始想办法敦促它们。在给一个国家贷款时，所有贷款人协调一致，制订一个 “一揽子”计划可能会很有效。不过，一些环境主义者已经迫不及待地积极行动起来，争取让美国完全停止对不能实行环境机制改革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资助。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必须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系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际贸易法规并没有考虑到环境问题，现在必须迅速修改以促进环境保护。

　　同时，金融机构应该重新定义货币。硬通货（某个工业国家的货币，用以偿付国际债务）和软通货（通常会膨胀和不稳定的某债务国货币，一般只能在国内流通）的巨大差异破坏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地使用和资源分配模式。例如，过去种植当地粮食作物的土地全都被毁掉而改种能够出口的作物了，这样能得到硬通货，而以前只能得到软通货。令人悲伤的讽刺是，硬通货常被用来从进口商那里购买非本地生产的食物以满足不再能自己生产粮食的人口。这种做法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我们还必须在接受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新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促进金融改革，尽管这样做困难重重。其中一个最严重但却最不受到重视的问题是资本外流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少数富人从国家经济中囊取了大笔金钱并存入西方银行的个人帐户。事实上，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资本外流数额的涨落与外国经济援助数额的增减几乎同时同比例地发生。在这些国家中，更加公平地分配政治权力、财富和土地是成功拯救环境与社会的必要前提。

　　过去10年中，最出色的发展设想之一是史密森学会的生物学家T.拉夫杰伊提出的所谓“环境抵债”的提议。按照这一计划，工业国家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同时与债务国签订强制性协定来保护债务国中环境易受破坏的地区。巴西于1991年夏最终接受了一个这样的协定。既然大多数债务怎么也不可能偿还，既然保护环境完全符合债务国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世界其它国家的利益，所以获利的是所有国家。此外，大量削减使发展中国家不堪忍受的债务负担是创造可持续社会所绝对不可或缺的，也是最终创造一个包括这些债务国在内并能让它们发挥积极健康作用的国际大家庭所绝对不可或缺的。

　　第三世界的债务整整有一半被积攒起来，购买在彼此之间发动战争的军火，结果有时造成整个国家的灾难和屠杀，同时还经常导致可怕的环境破坏。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就是一个例子。制止这些战争（手段之一是截断工业国家输出的先进武器）是我们为保护环境能够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另一方面，这些战争使我们与第三世界的债务协定更显荒谬。

　　除了“环境抵债”的构想，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危机的另一个新设想是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信贷”市场。我主张签订一项国际条约，限制每个国家每年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并建立一种排放信贷机制。完成这项条约之后，成功地减少了排放量的国家可以将排放权卖给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这种调整的国家。在实践中，它会成为使投资合理化的一种手段，把投资引向能最有效地取代产生二氧化碳的所有生产活动，包括使用可再生的能源形式取代化石燃料，发展高效节能技术，和彻底重新设计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产方式。当然，在如何分配排放权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不容易的，在决定每年排放总量减少多少才切实可行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是，当足够多的国家认识到二氧化碳的排放所造成的严重威胁时，制订出一项条约也许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因此，显而易见，为了做到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改变经济政策观。各国领导人和经济部长应尽早召开一个全球最高级会议，讨论对付这一挑战的新方法。会议的日程包括立即通过一套新的经济安全法规。下面是我提议的主要内容：

　　1．修改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加进环境成本和效益。

　　2．修改生产率的定义以反映环境改善或恶化的数据。

　　3．各国政府应同意不再使用不合宜的贴现率，采用更好的方式来统计我们的政策对未来后代的影响。

　　4．各国政府应取消公共财政预算中补贴和鼓励破坏环境活动的款项。

　　5．各国政府应增加有关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信息量和准确性，并为消费者提供这类信息。

　　6．各国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揭露公司破坏环境的情况。

　　7．各国政府应制订计划帮助公司研究有效改善环境的成本效益问题。

　　8．修改反托拉斯法，增加环保限制。

　　9．政府应要求将环保标准写入公约和国际协定，包括贸易协定。

　　10．国际金融机构对所有发展基金贷款计划的评估都应包括环保标准。

　　11．政府应加快“环境抵债”的计划，鼓励环境管理，减轻债务。

　　12．各国政府应签订一个国际公约来限制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建立一个排放权信贷市场，让排放需求大的国家与需求小的国家相互买卖信贷。

　　美国应该做什么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带头人，美国负有特别的责任来寻求使用市场力量帮助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然而，即便我们正确地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惨痛失败，即便我们在——依我看是正确地——迫使不发达国家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我们却不愿承认自己未能做到在制订经济决策时体现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此外，布什政府并无意改变政府现行的一些破坏市场经济同时也破坏环境的政策。

　　美国的很多政策制订者似乎满足于把我们的经济抉择会产生的环境后果问题置于经济理论的大废纸箱中，并标以“外部效应”。如我在第10章中所说，经济学家把想要忘掉的所有事情都称为 “外部效应”，不再严肃地加以考虑。例如，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全球变暖对农业的影响问题上分析说：“据估计，现代农业改革所造成的损失远比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损失的即使是最悲观的预测还要重要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有目共睹的，而后者只会出现于相对遥远的未来——如果它真出现的话。”

　　这就是它的原话。就委员会来说，不用再考虑全球变暖的问题了。由于这一问题被贬得无足轻重，所以他们估计我们会干脆把它忘诸脑后。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继续向全世界宣传，说我们这种市场经济以能够想象的最有效方式考虑到了所有问题。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把影响环境的因素结合到我们的经济体制中去会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下面就是我的一些具体建议。

　　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可能是为我们的抉择对环境产生的后果制订一个价格，然后使这一价格体现在市场上。例如，如果我们为工厂向大气和河流中排放废物造成的污染证税，这样的污染就会减少。我们还会发现，为了减少自己造成的污染，有关的公司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兴趣会突然大增。

　　在大多数人看来，“谁污染谁付钱”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但若这一原则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公司身上又会怎样呢？例如，我们不以增加家庭财产税的方法来支付垃圾集运费，而以现金的方式直接征收垃圾费怎么样？多倒垃圾的人多付钱，想办法减少垃圾的人会少付钱。这样，关心废物循环利用的人可能会大大增多。而且，当人们在商店里挑选商品时，会开始拒绝不必要的、体积庞大的包装，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包装最终会增加垃圾量。经济上的一条经验之谈是：你征税，税会越纳越少，你补贴，补贴会越给越多。我们现在对工作征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补贴，这两项政策造成了高失业率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如果降低工作税而同时增加化石燃料税又会怎样呢？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变现行的征税体制，同时又保持同样的税收水平，避免不公正和“税率递减”，而惩罚不断制造的大量污染。

　　据此，我提议：

　　1．建立一个环境安全信托基金，其经费来源于为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所征收的钱。根据每一种燃料的碳含量对汽油生产、取暖用油和其它石油燃料的生产、煤炭和天然气的生产以及采用化石燃料的电力生产征收二氧化碳税。这笔日益增多的税金可存于基金会，用以补贴购买于环境有利的商品，如节能灯泡或低油耗汽车。同时，减少所得税和工资税，使信托基金计划不致提高当年的税收总额，而使它保持不变。这样做可以有足够的灵活性来保证循序渐进，可以公平地解决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例如有一些要大量购买取暖用油或汽油等燃料的人眼下还无法找到替代的方法）。我确信，以减少同等数额的其它税收来征收二氧化碳税的方法正迅速成为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方法。

　　但是，征收二氧化碳税并不足以阻止对所有其它自然资源的姿意挥霍，所以我还提议：

　　2．根据不可再生资源的含量，对生产或进口的产品征收原生原料费。例如，根据所使用的原木和再生纸浆或废纸的比例对造纸厂征收原料税。纳税的制造商和加工商则有权得到税金信贷，以补贴购买循环利用设备及收集使用再生材料的必要费用，保证有利于环境的生产能获得净利润。

　　除了这两条范围较大的提议外，我还建议对美国的政策做若干具体的修改，为保护环境而重写我们的经济运行规则：

　　3．政府应制订政策，在有利于环境的替代产品具有竞争力时 ——要考虑产品的全部寿命周期内的费用——购买这类产品以取代对环境不利的旧产品。例如，政府应该在每一个灯泡坏了以后都换成耗能少而照明度相同的长寿新灯泡。政府还应规定每年使用的纸张中有相当的百分比为再生纸，并逐年增加这一比率，直到全部使用再生纸。政府的纸张需求量极大，政府若能以身作则，就能大大帮助新产品的制造商形成规模生产，强化竞争力并打入市场。

　　4．政府必须为在美国销售的所有小汽车和卡车规定单位里程 耗油标准。虽然环境安全信托基金的碳排放税和相应的补贴在加 快向更高效率汽车的转换上会有效得多，但规定单位耗油标准可 以起重要的辅助作用。由于我自己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两个 汽车制造厂，所以我在支持更严厉的里程标准时面临一个难堪的 政治问题，而且我也确实认识到这一立法建议面临着一些非常实 际的困难。尽管如此，鉴于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此之大，所以 我想即使解决措施还不完美，也比什么措施都没有强。

　　5．必须加强各个产业——建筑业、工业发动机、电器产业等 ——的效率标准。更严格的标准能减少制造商用省钱的办法进行竞争的欲望。布什政府一直暗中尽力抵制这类标准。

　　6．设施利用率的改革必须鼓励尽可能的节约和提高效率。目前，一些州政府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但联邦政府的政策却迟迟不前。所有的设施都应鼓励节约，而不是提高供应的能力。最后，应鼓励设施绿化以部分抵销它们产生的二氧化碳。

　　7．植树计划。仔细选择适合种植地的树苗并精心维护，保护成活。在一些社区，必须参加一定的劳动才能领取社会福利，而植树计划应成为这类福利计划的一部分。同样，少年暑期劳动训练计划也应优先安排植树。

　　8．加快淘汰破坏臭氧层的所有化学物质。我们还应该对研制确实不损害环境的代用品予以补贴。

　　当然，如果政府真准备在领导世界环境运动中起必要的建设性作用，还有其它一些问题必须要解决。我们要重视造成美国经济相对衰败的社会与观念上的深刻原因，其中一些也是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

　　* 忽视人力资源，语文、算术、地理和基本文化技能日趋下降。

　　* 我们的行动不注意长期后果，只重视短期效益。例如，按季度指标来褒奖企业领导人；投资者根据短期利润的多少，而不是根据产品的品质、提供就业的人数和远期的市场份额占有率进行投资；政治领导人决定重大决策时常常只考虑它们对下一次选举、甚至是下一次民意测验造成的影响。

　　* 我们志得意满地继续实行用于战后市场的经济政策。那时我们是自由世界中硕果仅存的经济强国。这些过时的经济政策很早就已被更加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所超越。我们的政府和企业界各自为政，不能统一计划或想办法解决由来已久的矛盾。我指的不是按照日本的模式，而是按照一个新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美国模式来解决这些矛盾，就像我们过去举国一致地完成诸如阿波罗计划时所做的那样。

　　* 我们不能把实验室里的新发明转化为对美国公司和工人有利的应用技术。

　　所有这些问题都彼此密切相关，而我相信，只要按照环境战略计划和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所要求的那样，全国一致共同努力，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Ⅳ 新一代的条约与协定

　　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第四个战略目标是通过谈判成功地制订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新国际条约和协定。在恢复地球生态平衡的努力中，民主与市场经济很重要，扩大法律范围同样也很重要。

　　本章在前面讨论了成功制订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不可或缺的补偿问题，即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衡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新一代的所有条约和协定，而这类条约和协定肯定会数量很多。

　　这种新协定的榜样是蒙特利尔议定书。它是世界范围的协定，要求全世界逐步并最终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如氯氟烃），并在工业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达成了分担费用的协议。此外，它还预见到有必要定期研究大气层的新资料。实际上，最初的条款已经被伦敦补充协定修改得更加严格，而且估计会做进一步修订，因为最新的数据表明实际的威胁要更为严重。

　　现在，人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签订一个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姐妹篇来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很多创举都可直接应用于这个新协定。但是，新条约肯定会比蒙特利尔议定书要难得多。所以，现在正参加谈判的国家将可能想办法避免直接规定大幅度减少使全球变暖的气体的排放量，并努力以实际措施替代象征性行动。

　　作为参议院的气候变化谈判观察组的两主席之一，我密切关注着这些谈判的坎坷发展。例如，我目睹了1991年谈判处于初期阶段时的一次起伏。当时日本正式提出了一个称为“承诺与评价” 的方案。它规定每个国家将只承诺自己采取行动，而国际社会将在其后评价这个国家完成承诺的情况。布什政府对此颇感振奋，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政府在1992年的大选之前看起来采取了行动而实际上不用真做什么。但不用说，问题是现在做出承诺的政治领导人可能并不是在评价表现时当政的领导人。而政治家们常常禁不住做一些没有约束力的承诺，希望能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简单途径来实现承诺。不过，一些像布什这样的人在遇到没有轻而易举的简便方法能实现诺言时会毫不迟疑地撕毁承诺。日本人后来改变了态度，呼吁采取更严厉的行动。

　　美国应该做什么

　　新一代的全球协定种类繁多，错综复杂。例如，为准备将于 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首脑会议”，人们现在正就两个独立的公约和一个“原则声明”进行谈判。除了有关气候变化的“框架性”公约以外，谈判者们正在起草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公约和保护全球森林的原则声明。这些文件正在起草的时候，另一个保护南极，禁止在那里开采石油和煤炭的条约实际已经完成，并于1991年签订。但是，最终解决这一条约的方式使很多关注者感到忧虑，担心美国不会同意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就这几个公约在里约热内卢最高级会议召开之前达成协议。为了使参加谈判的所有国家都认可公约的语言就已谈判了若干年，而即使在取得了一致之后，即使我们自己的谈判代表也已首肯而只待白宫签字之后，布什总统仍坚持说公约的语言太过强制——尽管没有一个美国的石油或煤炭公司表示将来想在北极开采矿物资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总统一年前还签署了一条法律，判定一个美国公司 ——在公约完成之前——参与在北极的这类活动为非法。

　　白宫拒绝同意的消息传出后，使参加谈判的所有国家大为愤怒，要求布什总统重新审议。最后，在美国受到了令人难堪的猛烈攻击之后，总统悄悄举手投降，同意了他的谈判代表所建议的所有内容。

　　这种做法的问题并不在于尴尬或批评。问题在于这种行为与领导风范背道而驶，如果想让全世界真能在现在迫切需要却又棘手异常的条约上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就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在南极条约上颜面扫地之后，布什政府看来不太可能准备发挥这种作用。然而，看来同样很清楚的是，如果这届政府感觉到政治风向有所改变，足以迫使它重新估价自己的政策，那它也会改变立场。

　　因此，在时间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真正的希望仍在于人民大众的全球环境观念能够改变。

Ⅴ 新的全球环境共识

　　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第五个战略目标是大幅度改革收集环境信息的方式，推广全球性的教育计划以促进对危机更全面的了解。在此过程中，我们应想方设法促使人们以新方式来思考人类文明与地球的关系。

　　这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与最重要的挑战。如果能形成对自然界的新观念，其它一切必要的行动会立刻变得切实可行。这就像东欧更新了对共产主义的观念后，所有走向民主的措施都得以顺利实行，而这些措施在数月之前还被认为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在设计和实施我们的战略目标时所使用的改革模式应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即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创业期，在此期间，成果不会太明显，但一旦我们最终走过这一历程，一切都会大为改观。

　　改变人们观念的战略中心必须是一项协调统一的计划，教育人们把全球环境当做自己家里的“后院”。实际上它确实是我们的后院。建造火葬场或垃圾场的计划常会遭到大批人团结一致的反对抗议，因为他们都不愿自己居住地附近有这类令人不快的设施。这种现象一直使我感到惊异。在争吵声中，仿佛没有一个人关心经济问题或失业率问题，而保护他们的后院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出名的“后院综合症”一直是一种颇为有害的现象，但是常常也切中时弊，而且无可否认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怎样才能把它的能量集中到解决环境威胁上去？这样做有可能吗？关键在于“后院”的定义。实际上，我们共同的后院已处于诸如全球变暖和臭氧层损耗等问题的威胁之中。

　　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是以新的思路来收集信息。我们的环境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

　　作为参议院太空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我一直强烈主张实行一项美国航天和航空局称为“飞向地球”的新计划。第一位女宇航员 S.赖德用了这一说法，但她是倒过来用的。她指出，我们把飞船送入火星和金星的自转轨道，可以对行星进行非常精密的研究，并可以利用那一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其它更加遥远的行星。然而，我们却没有有同样的技术在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地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来研究自己的星球。

　　不过，比收集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信息的收集应有助于迫使我们这样做。这一结论有两层含义：第一，信息收集的速度应越快越好；第二，只要能够做到，收集信息的方式就应有助于公众教育，促进大众在全球环境迅速变化的背景中来理解这些新信息。

　　换言之，“飞向地球”计划应该是地球上的人类研究自己的计划。具体地讲，我提议进行一项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的计划，让老师和学生每天都对整个地球进行监测，或者至少监测参加国所能覆盖的地区。即使相对来说很简单的测量——地表温度，风速风向，相对湿度，大气压和降水量——如果能在几乎全球范围内定时收集上来，也会大大加强我们对气候型态的了解。稍复杂一些的测量，如空气污染，水污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等，则会更有价值。但是，第一步是收集密切监测环境所必需的最基本数据。正像医院的急诊室要监测高危病人的生命活动数据一样。

　　为实行这一计划大批生产统一规格的测量仪器能使每一套仪器的成本非常便宜，而且仪器的设计可以适合于每天进行电子“检索”和数据传送。发射相对较便宜的低轨道卫星可以使我们迅速传送从各地监测站收集的信息。这些数据可以被送到区域、国家和国际分析中心加以研究，并按时做成计算机图形。学校有了经验和信心之后，可以扩大活动范围，如土壤采样（绘制土壤类型图，监测土壤侵蚀率，化验杀虫剂和盐的残存量）和树木年度普查，用采样技术监测森林退化和荒漠化现象。

　　如果这一计划能如期实行，我们可以期望参加计划的人更进一步，亲自动手植树，建立种子培育站，培养适合本地区种植的种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会播种下一种不同的种于。举例来说，世界上研究臭氧层损耗的头号科学家罗兰德博士第一次对大气科学发生兴趣是年轻时的一次机遇。当时一个邻居外出度几周假，请他照看一下后院的气象站。让全世界的儿童都参与一个真正的 “飞向地球”计划有三个好处。第一，我们非常需要这些信息（定期采样能够保证数据的品质）。第二，让学生亲手收集数据是进行环境教育的最好方法。第三，这一计划可能会使参加的年轻人树立拯救全球环境的献身精神。

　　现在，人们正努力改进“飞向地球”计划。当初，美国航天和航空局是按照和国防部庞大的武器采购方案相类似的方法来组织这一计划的，大多数预算用于购买庞大的硬件。需要10至15年的时间才能制成这些硬件并将其部署到大空中。我们需要的却是更快更便宜的信息，而我确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这一目标， B.米库斯基参议员和我一直共同努力修改航天和航空局的计划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航天和航空局现在正提议利用承包商为国防部建造的新空间站来收集更多数据。可同时，布什政府仍在拒绝花一小笔钱来保护通过地球资源探测卫星系统等等已经收集到的宝贵资料。由若干人造卫星构成的地球资源探测卫星系统积累了一份20年间地球表面独一无二的摄影图片资料。政府让收集到的数据白白浪费掉了，现在又提出停止发射下一个卫星。这使我们没有机会为我们的星球拼造新的图片，从一个无比宝贵的特有角度观察我们对地球表面造成的改变。

　　现时的“飞向地球”计划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还没有人知道如何来处理每天从轨道上扫描下来的庞大数据。我们过去从未想到能收集到这么多的数据。为了整理和解释这些数据，我提出了一个姑且称为“数字地球”的计划，旨在建造一个新的全球气候模型，它能够处理从不同来源收集到的、与今日的概念不同的数据。此外，“数字地球”的设计应使它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根据已知的气候记录做出预测，将预测数据运行于环境变化模型，从而与真正发生的结果进行比较。尽管全球气候模型都有严重的局限性，但它们仍能就未来的气候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为我们提供可能得到的最完整的信息，而我相信这种方法能极大地提高模型的品质和实用性。

　　由于收集的数据庞大无比，所以可能还需要扩大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渠道。美国和日本的专家大都认为某种计算机大厦，或称多台并行计算机系统，在这方面可发挥它巨大的潜力。它在“飞向地球”计划中无疑会起关键性作用。这些并行计算机还会发挥另一个宝贵的象征作用。我想这一点尤为需要：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才能最好地完成收集和处理这么多的数据的任务，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才能彻底改变所有人对环境的看法。

　　多台并行计算机的威力在于它不必依赖一个中央处理器来处理信息。从内存空间提取原始数据，送到大功率的中央处理器，等候处理，然后再将处理过的数据存回内存空间，这些过程费去了大量的时间和能量。而并行计算机则含有极多小型处理器，遍布于整个计算机的内存空间，一个个紧挨信息存贮区。对很多应用程序来说，这种工作方式至关重要。通过为每一小部分数据配备具有相应处理能力的处理器，我们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数据，存回内存空间。然后在内存空间和中央处理器之间往返一次，而不是两次，即可传送完毕。

　　我们可以从其根本原则来看待这种新方法。看来，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和作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显然也是依照同样的原则运行的，而且由于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信息而具备同样的固有“设计优势”。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决定购买和出售商品或劳务，计算它们的成本和收益。他们处理的是相对而言很有限的信息，但处理得非常迅速。当亿万人同时处理信息时，结果会对整个经济的供求关系做出极有效率的判断。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则力图把供求关系的所有信息都送至一个强大的中央处理器来处理。在不得不应付甚至更为复杂的信息的情况下，这一体制所固有的低效率导致了它的崩溃，也导致了建立在这一体制之上的思想观念的崩溃。

　　同样，典型的民主体制奉行的是仍具有革命性的设想：一个国家做出有关前途的政治决策的最佳方式是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处理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政治信息，以旨在说服他人的自由言论和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决定。个人的投票与所有人汇集在一起为整个体制指示方向。中央计划体制的政府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或公民在做什么。

　　不幸的是，我们在制订“飞向地球”的计划时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一事实。目前的计划是将所有数据送往少数几个中心加以处理，将结果转化为政策措施，再分送到世界各地。这一计划希望最终能够改变所有人的观念和行为，使人们能够行动起来拯救环境。

　　我在此推荐另一种方式或建构。它让每个国家的学生和老师共同参与，把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以“并行”的方式分散于世界各地。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就能完成得更快更有效率。然后我们再努力更新和提高各地的信息处理能力。此外，我们应该在需要重点治理环境和将要从西方引进重大技术的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建立环境培训中心和技术检测中心。

　　在讨论信息及其价值时，还应记住的是一些自私的犬儒主义者在想方设法用假信息来遮掩环境的本质问题。这其中就有煤炭工业。它一直在募集资金以在全国的电视、电台和杂志上进行一场广告战，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全球变暖并不是一个问题。从全国煤炭协会泄漏出的一份文件透露出了这场广告战的邪恶用心。例如，其中的战略备忘录在说明他们的“群体目标”时写道：“最欢迎这类广告的是大家庭中受教育较少的老年男性。他们一般并不积极地寻求信息。另一个可能的目标是年轻的低收入妇女，她们在听到有关全球变暖的新信息后可能会减弱对联邦立法的支持。这些妇女是杂志广告的很好对象。”

　　为了消除这类既得利益行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必须有能力识破这种宣传。这场斗争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肯定会出现各种不顾一切的宣传哄骗。

　　关键仍然在于公众能否对环境威胁的严重程度形成新的认 识。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继续阻挠所有切实的变革， 直到有足够数量关注生态系统的公民愿意仗义直言，督促他们的 领导使地球恢复平衡。